刘蔚铭

静心斋——远离浮华,完善自我。

国际著名法律语言学家John Gibbons访谈记

潘庆云

今年6月13日—8月20日去澳洲协助小辈处理一些法律和商务事宜,除了携带澳大利亚的一些法律著作外,还本能地携带了著名法律语言学家John Gibbons教授的专著“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和他编辑的名家论文集“Language and the Law(1994)”、“Dimensions of Forensic Linguistics(2008)”和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Language and the Law(1999)”、“Towards a Framework for Communication Evidence(2011)”等的英文原版复印件。在繁忙的异国事务之余,一有空就认真读若干页。Gibbons深厚的语言学和法学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法律语言学的精湛造诣不能不让我折服。记得以前有一位教授说过Gibbons教授曾任职墨尔本大学,故此次赴澳希冀能在墨尔本与他晤面并畅谈有关法律语言学的若干问题。

我不谙电脑技术,在国内一位在读法律语言学博士生的帮助下,6月24日,Gibbons教授主动与我联系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明天邀我吃饭。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匆匆中止了通话。发现自己的失误后,第二天再去电,这次是他的日籍太太墨大和莫纳什(Monash)大学高级讲师中根育子博士接的电话。我与他们伉俪约定俟我办完事后稍空再与他们约见面时间。

7月中旬我稍有空闲,与Gibbons先生约见,但不巧他拟于7月16日—7月23日去Uluru和Alice Spring旅游。

我偕太太于7月27日11点在墨尔本市区西北部的一所公寓住宅中与Gibbons教授伉俪见面。一个多小时的叙谈始终在愉快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因为事前已有接触,所以我无须再作自我介绍,话题直接切入法律语言学领域。首先我肯定Gibbons先生多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他的一系列文论为法律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卓越贡献,对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表示欣赏和赞同。Gibbons和他太太神情愉悦地静听着并很高兴地取出“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一书的英文原著和我国法律出版社2007年的译本《法律语言学导论》和他主编的“Language and the Law”一书的英文原著。

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我向Gibbons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

首先,Gibbons有一句名言“Language consturcting law.[ Edited by John Gibbons ”Language and the Law”, Introduction,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可说是一个世界共同的(universal)真理。与此相应,Gibbons在他的“Language and the Law”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Law is language”,在同一文中,Gibbons给这句话作了明晰的阐述:“Laws are coded in language, and the processes of law are through language”。这就意味着,Law is language这一命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法律体系包括法典,以及法律程序的运行必须透过语言这一载体,存在并实现其固有价值,因此可以理解为法律是成功的立法者和进行司法执法的法官、律师、警察在他们的专业领域特定的语言活动的整体(语言)。所以,我认为这一命题具有特定的前提和十分科学的内涵,不可随便引申,更不能曲解。国内有人声称“语言就是法律”,我以为这是对Gibbons上述命题的曲解,逻辑上是错误的(逆命题不成立),学术理念上是谬误的。在我的《法律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一文中我已加以辨析,在此不赘述。

我把上述理念用简洁的英语对Gibbons伉俪进行阐述,他俩微笑并频频点头。当我在他的稿件复印件“Law is language”旁加上“≠Language is law”,两位学者笑得很开心。

还有关于法律语言研究者的知识背景,Gibbons的著作显示了他对英美法律的历史现状及司法实践的熟知和他在语言学领域的深厚造诣。我评价了他的这一长处,他亦表示赞同。我们亦进一步得出“法律语言学研究者除语言学功底外,一定要通晓法律和参与司法实践,那样才能为法律语言研究作出有效的贡献”的共识。

在交谈中,中根育子博士十分热情健谈。她不仅是Gibbons先生的伴侣,也是他的学术合作者和助手。许多书稿的撰著特别是电脑处理都包含着她的劳动结晶。她目前在墨尔本大学及莫纳什大学的亚洲学院任教。早年她学的是语言学,且在复旦大学进修、工作过。Gibbons先生曾在香港大学任教9年,还会讲一些粤语,学得惟妙惟肖。他俩都表示对中国很热爱,设想若干年后中文会成为世界第一通用语言。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一个多小时过去,在周末休息时间不便多打搅这对伉俪的恬静生活,便起身告辞。Gibbons先生起身出门下楼,一直把我们送上回家的路。在路上,我们还设想用中国法律语言研究的实践和具体例证,用中国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推动国际法律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电车启动后,他还在频频挥手道别。

事后,Gibbons先生用“a pleasure”形容我们之间的这次会见。对我而言,这次访谈不仅是pleasure,而且永难忘怀。

2013年7月31日于墨尔本

(感谢潘庆云教授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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