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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斋——远离浮华,完善自我。

[转载]中国知识界的官僚化、剽客化、货币化、帮派化

原文地址:中国知识界的官僚化、剽客化、货币化、帮派化作者:是个呆子

作者:辛 可

2014-01-26

辛可,1973年生,原名辛梦尧,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阴暗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本文为辛可在北师大演讲的部分内容。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得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到北师大,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四化,就是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最有发言权的是贵校的董藩教授。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在《斯文扫地》里我说过,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儿,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讶的是,教授、研究员后面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面来个“相当于XX级”。但凡有点儿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有头上有个乌纱帽,才能弄到大把的资源,把自己打造成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我看见他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所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儿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装满了各种型号的老爷,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会有第二个版本吗,我看不会。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儿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

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儿,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儿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儿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谓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拉帮结派,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的倾向。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凡是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儿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易中天先生出了个全集,把那些说书的东西编到一块儿,青年领袖韩寒说,易中天真能憋,以他的成就,到现在才出全集!其实韩老师忙着玩儿赛车,没有好好儿读书,比易中天还能憋的人多的是,比如钱钟书先生,到死都不愿出文集。既然韩寒先生拍得这么起劲,易教授自然也要拍回去。为何,大家都是一伙儿的嘛。对于不是自己一伙儿的,就另当别论了,不但口诛笔伐,而且动不动要操别人的妈,甚至动手打人。比如说“乌x之乡”那伙儿人,只要提起所谓“南方系”,且不看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就把汉奸的帽子送过去,满嘴脏话,不共戴天。这种不论是非,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的玩儿法,不就是过去的黑帮吗?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严重分裂,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讲是非。

  在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了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儿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他们的团伙,否则你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你有点儿成就,他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这些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的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儿不转,没人待见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你不是我们一伙儿的,想在我们的锅里分一杯羹,没门儿。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地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儿,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或美元。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只是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儿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儿,就是易中天先生在各种场合,动不动就讲自己“站着把钱挣了”。就算他确实站着把钱挣了,有必要反复向全国人民强调这个吗?如果我可以代表全国人民的话,我想劝易先生一句:我们都知道你站着挣了,以后别再叨叨这件事行吗?只有曾经穷疯了的人,才整天显摆这种东西。话说回来,跟很多伪知识精英相比,易中天这样做,起码还比较真实。很多人明明站着、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最为可悲的是,就连宗教信仰也呈现出货币化的倾向。在《斯文扫地》里,我把他总结为主持老板化、和尚白领化、寺庙企业化、神仙货币化。其实就是一个字,钱。也许只有在中国,寺庙可以出租、搞各种公司、甚至搞连锁,完全变成经营机构。各位如果想创业的话,搞个寺庙经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照样可以喝酒吃肉、当官发财、交女朋友,甚至娶妻生子、养小三。你看那些主持的派头、说话的口气,不就是一个个大老板吗?最逗的是,在中国各种神仙都被货币化了,神仙变成了产品,成为某些人赚钱的机器。如果释迦牟尼自己要被上市,变成股票,会不会后悔千辛万苦搞这么个东西出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一脑门子发财的思想,你还出家干什么?看着那些顶着各种官帽子、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东西,你不觉着很好玩儿吗?我实在想不明白,对着那些被他们货币化、用来卖钱的神仙,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吗?当神仙都变成人民币、美元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还能有什么指望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知识精英,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已经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儿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中国的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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